周刊记者 李润生 北京报道
柳传志再次出任联想董事局主席。王者归来,联想会有什么改变?《中国周刊》决定登门拜访。和柳传志的约会定在下午三点半,下午茶时间。在一大堆媒体申请中,他选择了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周刊》。
“拐大弯”
走廊里挂着许多纪念照片,这个中国最大的电脑企业历史并不太长,却非常独特。和它同时创办的中关村其他著名公司,早已销声匿迹。许多政要的身影出现在照片上。
三点半,《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德付和记者被引到联想十层茶水间入口。
柳传志正往外走,他礼貌却坚决地拒绝了央视美女主持要求延长采访时间的提议:“我后面约了一位老朋友,是一家媒体的总编辑。”
央视的摄像机仍在追着柳传志的背影,他已经向朱德付伸过手来:“咱们好久不见,有两三年了?”
柳传志带着我们穿过员工办公区,在开放式办公区的尽头是一扇棕色的木门,穿过一个狭小的办公室,再经过一扇棕色的大门,里面就是他的办公室。
这里是联想的“大脑”,近年来很多震惊全国、甚至引起世界关注的重大决策,都在这里诞生。里面的一间是柳传志的办公室,桌上摆着白色的蝴蝶兰、印有柳传志本人照片的联想年历。一些财经类图书和文件放置得整整齐齐;外面的一间摆了一圈舒适的白色真皮沙发,阳光被浅褐色纱帘挡着,在北京四月和煦的春风下,这里呈现的是轻松明亮的氛围。
我们在沙发上坐定,工作人员端上白色瓷杯,里面是新上市的龙井茶。
朱德付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印有联想LOGO的T恤,那是奥运会期间的纪念品。柳传志看了哈哈一笑。
柳传志的轻松与外界的感觉大相径庭。
在阿梅里奥担任CEO期间,联想赞助奥运会获得了巨大的口碑,但缺乏具有创新和支持力的产品,加上金融危机影响,联想陷入史无前例的亏损。截至2008年12月31日的第三季度,联想亏损9670万美元。财报显示,这一数字还是在联想当季销售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5.75亿美金,销售、行政、研发等费用同比压缩了超过8000万美元之后所取得的。
临危受命,柳传志宣布复出,杨元庆则接替CEO阿梅里奥的职位。再一次出任联想的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说自己“除了信念、勇气、决心以外又加了方法,所以就变得有信心”。
不仅是媒体,就是联想内部,也在猜想柳传志复出后,在战略层面会做什么样的调整。柳传志告诉《中国周刊》,他批准了杨元庆作出的战略调整,在保住欧美高端市场利润的同时,在新兴消费类产品市场出击,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他喝了一口热茶,继续谈论外界关注的“成败”话题。
“让元庆先当董事长,接受国际化的锻炼,几年以后再回到他熟悉的CEO岗位上,是在并购之时就布置好的一个很大的弯。并购之前我们就提出,并购后,一是要把业务做上去,二是中国人最后要担任C EO。这个想法当时没有对外讲,但最高层心里都是明白的。”
柳传志举起左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还是拐大弯。”
“拐大弯”是柳传志创造的一个词,最近他经常提到,里面蕴含着一家中国企业成长历程中淬炼出的丰富而生动的政治智慧、商业智慧。
联想创立之初是国企,1987年中关村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柳传志认为时机未到,没有参与。1992年,柳传志申请将联想直接纳入中科院的名下。
但1993年制定的股份制改造方案,却被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打回。柳传志退而求其次,提出红利35%归员工的方案,并得到中科院批准。这些红利一直在联想的账面上趴着,直到2000年用这笔钱购买了联想35%的股权,联想的资产清晰百转千回,拐了一个大弯后,最终解决。
“元庆上去就担任CEO的话,这几年折了的可能不是没有。所谓折了的意思是,我买的是ThinkPad的品牌,在当时CEO又是中国人,按照中国的想法去做,也许品牌会受到很大的损伤,人家不认为这是国际品牌,要是那样的话这个代价非常大。”
“这里面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因素是经济危机,它是一个不可控变量,所以业绩下滑和其他问题都出现了。你可以说联想受到重创,但在我和元庆看来,这本来就是我们国际化要必经的阶段,就是付学费,我们对此早有准备。我们花了12亿美元买IBM,现在最起码手里还有15亿美元的现金,因为当时是按零现金买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很从容地按照预定计划进行联想的改造。”
“定海神针”
柳传志抓起桌上的不锈钢小水壶,往自己的茶杯里倒了些水。最近他不得不在所有场合回答如何面对复出后可能失败的问题。他向《中国周刊》坦陈,即使在联想过去最自信的供应链建立上,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这有什么关系,就算受到挫折,重头再来呗!两年不行就做三年。”他透露,自己当时比较为难的,是联想控股那边还有几件大事没有做完。
其实,柳传志从未真正离开联想,他就是联想的那根“定海神针”。
“ 复出” 之后, 柳传志配合杨元庆抓的唯一一项具体工作,就是树立企业文化。“好的公司文化不是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区别,比如说像求实,说到做到,就是很好的文化。”
柳传志到美国去给大家开座谈会,很受国际员工的欢迎,因为他说话特别实在,这一点和外国人表面非常“gentleman(绅士风度)、nice”,而实际执行起来又做不到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不久前柳传志到英国给国际员工开会,他的话不多。“说多了,(国际员工)开始也不信。但明年我做到了,你就信了。来年我还有更多话要说。”
在联想创立之初,柳传志就定下了“举贤避亲”的规矩。他指着自己的助理说,我的孩子,可以和他们做朋友,但不能进联想工作。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文化在国际化过程中也遭到了挑战,老外举贤不避亲,所以这也成为联想整合中必须改过来的分歧。
柳传志告诉我们,他希望联想将来也能输出文化。这是一个宏大命题。柳传志的想法,代表了中国企业家的某种焦虑:中国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国家,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管理思想和商业文化。
他在联想倡导“三心”,首先是责任心,这是对所有员工的基本要求;做到中层干部,要有进取心,你要想做更大的事、要创新、要有更大的舞台;在最高层,就得有事业心,你得把联想跟你自己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不能哪给钱多就往哪走。柳传志也承认,不是所有的员工都非常一致地肯定他的说法。联想历次战略调整,包括并购IBM、以及本次更换CEO,都在内部引起很多争议。柳传志面对的,不仅是市场的挑战,还有来自内部的不同声音。
柳传志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书法家沈鹏的一幅字,写的是“弘毅”二字。
“ 弘毅” 语出《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2002年,尚未加盟联想的赵令欢,就在这间办公室和柳传志商谈创办联想控股投资事业部事宜。柳传志当天反复和他说,联想的做事风格从根本说就是六个字:求实、负责、诚信。在海外多年的赵虽然不解“弘毅”深意,却被这幅书法吸引。在他要求下,柳传志亦将“弘毅”二字赠予赵令欢,成为了这项新事业的名称——如今,弘毅的基金总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投资了二十多个国有改制企业和民营企业。
谈到投资,柳传志显得轻松起来,这是过去几年里他专注的事,他已经“从一个企业工作者,变成投资工作者”。
2007年,在和很多被投资企业的交流中,他已经明显感到经济过热。“股市的市盈率高到了100多倍,这明显不合理嘛。加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估,肯定要对出口产生很大影响。而出口又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他把手高举过头顶,比划当时的股价,然后做了一个下探的动作。
基于投资者的理性判断,柳传志在2007年加紧了融资速度。不过他也承认,当时并没有预料到次贷危机以及更大面积的经济危机。如今,联想手中有充裕的现金,而市场上值得投资的项目,很多价格也降了下来,使投资人有了充分选择的空间。
柳传志很满意他的投资成绩,“比如说弘毅投资,投了二十多家企业,没有一家基本面出了问题,只是回报的时间会拖得久一些。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柳传志表达过自己对联想技术短板的心痛。他是从中科院计算所出来创业的,之前也曾是技术人员。如今,在柳传志的这间办公室里,依然可以望到不远处计算所的院落,如果再仔细辨认一下,甚至都能找到当年联想诞生的那间小屋的位置。但联想离一间技术公司的路子,越来越遥远了。
创办联想,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把计算所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的使命。但柳传志最先做的项目,却是在计算所门口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
联想和中关村很多企业,甚至中国的很多著名企业一样,都是从“贸工技”、“工贸技”路子发展,当联想壮大到参与国际竞争时,技术短板暴露无疑。
通过并购,联想获得了IBM全球领先的Think Pad创新技术和团队,无疑是个收获。
柳传志对《中国周刊》说:“虽然不能说技术是我心中之痛,但肯定是个很大的遗憾。(外界)希望我们能够在技术角度上为中国争口气,这些事听了都明白,但是我们不能做,过早地做了就会把我们累死,所以要把这个事想明白。”
就在我们喝茶前几天,柳传志在联想CTO的陪同下,参观了联想的创新技术成果。看完之后他非常兴奋。“如果说平时我吃一颗安眠药,那天就得吃两颗才能睡着。他们把联想的技术构思和企业发展节奏控制得很好。在什么时候打什么东西出来、应该怎么做,整体上想得都非常透彻,特别是CTO有很完整的一套想法。我觉得联想确实有在技术上突破的可能……我估计三年左右,联想的财务面貌会有较大改变,在技术上会有大的贡献。”
快乐老头
柳传志曾对外描述自己的人生轨迹:最初是科研人员,后来是企业工作者,再之后是投资工作者,接下来希望是一个愉快的老头。朱德付问柳传志,你现在愉快吗?
他哈哈一笑,双手一抱,把腿往外伸直,“我也很愉快,是另外一种愉快”。
在“复工”前,他唯一的要求是先把自己的身体“收拾好”。他对助理说,你们安排好我的工作节奏,我只管干活。
当年处理香港联想危机后,柳传志患了美尼尔综合征,有几年每年都得入院治疗。在那之后,他尤其注意联想员工的健康问题,也经常要求下属都去锻炼身体。联想有自己的健康医生,柳传志为自己选择的主要锻炼方式是打高尔夫球,如今他每周都要打几次。有时约人谈事也约在球场上,先打半场再谈公事。
说起打球,气氛变得更为轻松。柳传志还教了朱德付一个计算打高尔夫球最好成绩的公式,就是把学打球时的年龄除以二,再加上72杆标准杆。“我是61岁学打球的,理论上我的最好成绩应该是102杆。我现在打得比这好,有时还能打进100杆以内。”柳传志说。
有时候,他也会跟朋友一起赌赌球。“赌球这个事跟定多少杆有关系。
比如我定110杆,我就老赢,我要定100杆,我可能就老输。赌球有一个好处,就是督促我打的时候认真。”他说在球场上斗斗嘴也是很大的愉快,如果两个人都客气得不得了就没劲了。当然只有在和太太打球时,他偶尔会赖上几杆,“因为太太不数杆。”说到这里,大家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和柳传志的下午茶,从联想全球化的局势中开始,在笑谈打高尔夫球中愉快地结束。
“下次再约柳传志时,不如就约在球场上”,朱德付说。